第40章 泥里旧簿，埋下他一生的刀

白露前后，暑气退得慢，屋里还是闷。祖屋那口旧箱子上，竹筛小心翼翼地摆着，筛上垫着那块发黄的旧绢帕，绢帕上躺着半页残纸。纸边早己干了，卷得有些翘，颜色比刚从梁缝里掏出来时浅了一点，发黑的地方也裂开细纹。

母亲每日清早第一件事，先推开半扇窗，让风从东边斜斜钻进来，再把鸡撵出堂屋，回身叮嘱一句：“手洗净了再碰。你那手若带着汗，这纸就废了。”

砚川便去井边打水，认真搓两遍手，指甲缝里也不肯留泥。回来时脚步放得极轻，他先把筛子挪个方向，让纸受一会儿晨光，又不敢首照，只借窗纸透进来的那层白亮。到午后日头毒了，再挪回阴凉处。晚上收灯前，还要再看一回。母亲有时瞧他那副样子，忍不住叹口气：“活着的人还没见你侍弄得这么仔细。”

父亲坐在门口磨锄头，听见这话，磨刀石停了一下：“活人会喘气，会走动，这纸不会。不会动的东西，最怕人粗心。”

他说得平平，脸上也没什么波澜。砚川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继续拿竹签去拨纸边。父亲这一夏说话少得厉害，嘴里含了块铁似的。可每日从外头回来，进门前先掸掸脚上的灰，进门后先朝那只竹筛瞥一眼。看见纸还在，脸上的肉才松一分。

那半页纸要认清，不是件容易事。

字被水泡过，被灰泥糊过，又闷在梁里一年多，墨迹化开了，纸肉也酥了。砚川拿着竹签，只敢一寸一寸理。早晨看一遍，午后看一遍，夜里点了灯再看一遍。灯下看不出，挪到窗边看；窗边看不真，便把纸托在掌心，迎着斜光看。纸上的字有些像草蛇走泥，有些只剩半个边。一个“石”字，起初看成“右”，两日后换个角度，才露出下头那一点。一个“工”字，也像个断了头的“土”，挨到晚间灯火弱下去，反倒显出来。

顾照微给他的那本旧字帖，这时派上了大用场。字帖里有些旧式账房字，虽不多，也够他照着揣摩。什么“银”“钱”“脚”“实”“收”，一笔一画都与学塾里先生教的正楷不同，好像故意缩着头脸，不愿给外人认出来。砚川便拿炭条在废纸上学着写，写得满手乌黑。母亲端饭进来，看他趴在桌上比画，问：“这也叫字？”

“账房字。”砚川说。

“怪不得看着不老实。”母亲把饭碗搁下，话里带着火，“人若都把字写成这样，心里多半也绕着弯。”

父亲在一旁接了一句：“不是字不老实，是人借字藏刀。”

这句说完，屋里安静了一阵。窗外风吹动半干的槐叶，沙沙作响。砚川把那张残纸又往灯边移了移。纸右下角那半枚印痕，经过一个夏天，颜色竟比别处更沉。只是印文只露了弯弯一角，识不全。

有一日晌午，父亲从埠头回来，脱下湿透的短褂，坐下便喝了一大碗凉水。砚川正拿炭条写“运脚”两个字，父亲看见了，忽然问：“你认它做什么？”

“纸上有。”砚川把残页推过去，“这两个字，像不像？”

父亲抹一把嘴，盯着那纸看了半天，点点头：“像，运脚。”

“运脚到底怎么算？”

“算路，算船，算水，算人。”父亲说，“从石平码到烟桥，一路平水，半日就到。碰上逆风逆水，一日也够。若账上给你多添半日，那半日就不是给船算的，是给鬼算的。”

砚川把这话记在废纸边上。父亲瞧见了，皱皱眉，又没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想起什么，低低骂了一句：“你爷爷那年就骂过，闸上哪来那么多运脚。那会儿我还嫌他多心。”

砚川没接话，眼睛还盯在纸上。

过了两天，他往埠口走了一趟。日头当空，河水被晒得发白，岸边几个老船脚正蹲在阴头下修缆绳，缆绳上的麻丝扎得人眼疼。砚川挨过去，看着他们给绳头缠草筋，随口问：“从南湖那边运条石来，一条船一趟，脚钱多少？”

年纪最大的老船脚抬眼打量他：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“听人说起，想记一记。”

老船脚哼一声：“记这做什么，能下饭？”

“记着。”

旁边一个瘦高个子插嘴：“平水六码，逆水也不过七八码。你若碰上黑心账房，给你写成十码十二码，也不是没有。”

“十二码？”砚川问。

瘦高个笑了，笑得牙缝里全是烟垢：“那是给阎王爷运棺材，人间哪有这么远。”

几个老船脚都笑了。笑完，又都住了嘴。年纪大的那个把缆绳往腿上一压，盯着河面说：“小娃，问问就行，别往外说。去年那闸，塌得不冤。只是塌了，也轮不到我们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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